我原名张政山，现名张震宣。一九一四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旅大市旅顺口区元宝坊八十五号。一九三O年毕业于旅大外语学校日语科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考入伪满长春国务院需品处用度课当雇员，做财会工作。一九三五年考上甲种委任官，一九四O年辞职到张家口堡子里东关街六号蒙疆贸易公司营业课做职员。一九四二年春，被伪察南政厅警务厅以反蒙抗日嫌疑抓捕，经两个月的审查后获释。直到一九四四年秋我被调到万安县柴沟堡为止，我一直在龙关，龙关砸狱事件正是在这期间发生的（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）。关于龙关砸狱的内情我是比较清楚的，因为我直接参与了谋划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仍然记忆犹新。
龙关监狱事件的前前后后
日本占领时期，对龙关这块地方很重视，认为龙关与满蒙接壤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它的得失关系到整个华北的得失，因此日军在龙关下了很大的力量。事件前日军在龙关驻了四个中队，五六百人，由松井中佐带领（相当团长），指导官有奥田、长野、还有一个从察南政厅派来的灭共工作班，班长叫安里。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中队，三个特务队，一队队长于化龙，二队队长杨爱，伪县长姓潘，警务科长叫苗瑞庵，翻译有我、芦长胜、张莳夫等，特务情报人员主要有武健民（共产党的叛徒）庞志、张冠三、只崇贤等，总兵力两千多人。
当时龙关监狱中一共关押着四十六名“犯人”，其中二十八名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，十八名是刑事犯。日本人每抓到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喝酒庆贺，宣传他们的灭共的战绩。当时关押在龙关监狱里的主要共产党干部有高昆山（又名高文）、李庚尧（又名李建唐）、冯森、罗林、江虹等。高昆山是四二年秋由杨爱、于化龙带特务队在龙延怀八区柳沟抓来的，记得抓来时他穿着夹袄，跑时已经穿上了棉袄，在狱中大约有半年时间，李庚尧入狱时间要比高昆山晚些。
日本人先是用硬办法对付他们，但不奏效。高昆山表现得非常坚强，他第一次和灭共班长安里见面就和他碰头，准备和安里拼命。我知道这样是要吃亏的，待安里走后，我便在暗地对他说：
“你不要这样自找亏吃，他们有的是办法，你现在只能智斗不能力取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是中国人，也是从监狱放出来的，没有什么党派，你暂时回监号，以后我一定设法把你救出来。”
此后我给高、李等编口供，告诉他们过堂时如何答对，该说什么，怎么说，并嘱咐他们一看到我摇头就不要再说了，下来由我去应付。后来我对安里说：
“这两个人有大用，你得用软化怀柔手法对付他们，硬的决不行。”
我意再用这个办法拖延时间，伺机救他们出狱。后来日本人对高、李确实改变了手法，而且给了他们一些“优厚”的待遇，比如去掉了他们的刑具，不给他们锁牢门，允许他们在院里自由活动等，我利用这个机会以带他们出去怀柔为名，多次领他们二人出去观察敌情。我还领他们到过警务科长西瑞庵家，苗和我关系不错。事件发生前夕，我还领他们到北城墙特意观察了一次地形，龙关北城墙东面是一个方尺破庙，西有县署堵死后门，中间有个豁口，高仅二米左右，日本人规定不准任何中国人上去。我领他们二人到了那里，并告诉他们：
“好好看看”，
要走只有这条路可行了。并让他们记住这里的标志。他们也心领神会的点点头。匆忙下来撞见了日本首席指挥官奥田，他追问我们：
“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我回答说：
“奉安里命令，领出去做怀柔工作。”
奥田说：“他们是政治要犯，不能领他们品走”。
我答应“是，记住了”。
这才应付过去。这时期他们砸狱的思想准备已很充分，另外还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提及，就是和高昆山、苗瑞庵、联合起来把武健民、张莳夫排挤走。武和张都是死心塌地的亲日分子，苗和武不和，有一次武健民把苗瑞庵的房东以通八路的罪抓进了监狱。此人是金家庄人叫桑圃，是个老头，龙关城南关有他的房产，他儿子住着。当时我有事去了张家口，苗托人把我找回来营救。我在高文的监号见到了桑圃，对他说：
“放心吧，我是苗科长找回来的，一定设法把你放了。”
我遂把高文、李庚尧领出来，对高文说：
“我们要设法把武健民和张莳夫撵走，不然以后不好工作。”
采用什办法呢？我告诉高文：
“明天安里问你为什么不投降时，你就说这里不好，特务们等在外边横行乱搞，尤其是武健民和张莳夫，武健民娶小老婆等”·····
安里最怕说这些，听了这些后，安里很恼怒，所以就把武、张二人撵回了张家口。这样也为砸狱拔除了一个障碍。
暴动的机会终于来临了。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日军和警察队、特务队大部分出城扫荡去了，只留了小部分人守城。伪县署只留了县长和两个科长：警务科长苗瑞庵，总务科长武刚。
我曾经对杜警长说过：
“他们（指高、李）都差不多了（意思是经过怀柔快投降了）他们将来都是大官，你们不要凭着河水不洗船。我每天都要接送他们三次，你们以后就不要给他们锁门了。”
他们会意，按我的话办了，因为当时都很听我的话，连伪县长都怕我，管伪县长的日本参事官对我都很客气。所以看守们对高、李十分殷勤，比如和他们一块打牌、玩麻将，请他们喝酒吃饭等。日伪军出城扫荡的第三天，也就是四三年三月三十日，我知道了高、李从一个喂马人的口里得知了这一重要情况。也知道了他们有了行动的准备，便没有亲自通知他们。当天晚上，龙关南关唱戏，我拉着翻译芦长胜看戏，先到县长家看了看，潘县长、武科长、苗科长和镇长正在打牌，让了我们一回，我们推说去看戏，便走到了戏场，看见看守李洲（于化龙的小舅子）也在看戏，正看着戏，突然传来了枪声，我知是砸狱了。当时一乱戏就要停，芦长胜说要回去看看。我说：
“别停戏，继续演，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去看什么？我们看我们的戏。”
芦长胜也被我拦住，戏接着演。我们又看了两出戏，估计砸狱的事差不多了，我们才走出了戏场。在县署门前碰见了苗瑞庵，苗对我说：
“高大队长带着人砸狱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芦长胜吓得说：
“安里回来怎么交待？”
我说：“这算啥，我们是翻译，就是翻翻话，别的与我们毫不相干。狱里有看守，家里有小宪兵，城墙
上有岗哨，那么严密，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！回舍睡觉，安里回来再说。”
就这样大家各自回家。第二天我从苗瑞庵那里打听到现场的情况：高、李得知敌人出去扫荡城内空虚的情况后，经磋商决定砸狱，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布置。这天晚上趁一部分看守去看戏狱中看守最少的时机，高、李邀看守长杜xx和另一个人一块打牌。打了一会儿，高装作肚疼，出去解手，回来拄了一根炉川，嘴里直说肚子疼。高乘杜不备用炉川猛击杜头部，将杜打倒在地。其余人也行动了起来，打死了另一个看守，开门的开门，砸镣子的砸镣子，以后一齐朝北城墙奔去。
狱中大部分人都跑了，有几个刑事犯没跑。政治犯只有赵成竹没跑，有关赵成竹的事我了解的是这样的：那天晚上事情发生后，大家都回家睡觉了，我心中有事睡不着，又起来出去。正走到牌楼旁边，发现赵成竹带着镣子蹲在牌楼旁，我一看吓坏了，恐怕他变质，安里回来他不一定胡说什么。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跑，他也说不出什么。我对他说：你不要担忧，等安里回来，我设法救你出去，现在先回监号。就这样把他送回了监号。守城的人开始在城里老百姓家里搜索，我们回舍睡觉。
第二天下午安里就回来了，一进门就气势汹汹的问小宪兵越狱的情况，未等小宪兵报告完，就给了一顿嘴巴踢了几脚，然后下令详细调查。并派人到城外调查越狱人的去问以及跑出去的人的情况。我向安里建议放赵成竹，安里同意借派他出城调查越狱人的去向等情况为名把他放了，赵出城后，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安里为何同意放走赵成竹呢？这里有个缘由：在此前，赤城曾抓到了共产党的一个科长叫梓阳，放回共区后被头产党处死了。灭共班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借此进行反共宣传。说只要从这里跑回去，共产党就会认定是叛徒，一定处决。而且他们相信确实如此，所以才想把抓住的共产党人再放出来，如果真投降可以为敌人办事，否则也会被共产党自己杀掉。
可以说，这次砸狱行动从准备到动手是比较顺利而且成功的。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事件发生后，城里的日伪军十分害怕，再三研究加强防范，严格控制城门的出入。日伪的报纸也纷纷登载消息，並声言要追查原因，但始终没有结果。之后日本人对龙关的人员和兵力进行了一番整顿，安里被调到唐山二二八部队，后被八路军打死在那里。苗瑞庵被免了职，我给了他一万块钱去做生意。我被调回张家口，灭共班被调到了沙城。同时对监狱也进行清理，剩下的一些刑事犯，日本人认为没什么用也都放了。实际上日本人在龙关从此便一蹶不振，此后再也没有在这里立住脚。
作者：张政山
整理：张景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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